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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知识的受难史(出版书)_免费全文 ared_精彩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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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知识的受难史(出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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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年代: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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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知识的受难史(出版书)》在线阅读

《焚书:知识的受难史(出版书)》第11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殖民地试图了解他们的历史,被迁移的档案得更争议。1963年,就在肯尼亚独立之,在内罗毕政府大楼工作的一名办事员在草坪上的火盆里烧毁了许多文件。许多记录了残酷镇茅茅起义(Mau Mau insurgency)的记录在那里被销毁,以防止它们落入新政府手中。其中一些材料被带回了英国,入了著名的外与殖民局档案馆。直到2011年,参与过茅茅起义的退伍军人提起高等法院诉讼,要英国政府赔偿,这些在1963年11月被装4个板条箱里的1500份文件才公之于众。直到2014年,这些记录才被评估、编目并移给英国国家档案馆。被英国人委婉地称为“肯尼亚急状”的茅茅起义迫使人们对肯尼亚保存的记录采取行,这些记录的保留和处置过程中固有的种族主义:只有属于“欧洲血统的大英子民”的军官才有权决定这些记录该保留还是销毁。言下之意是,让非洲人决定自己历史的命运是“不安全的”。

这些情况并不仅限于英国。其他欧洲殖民政权也经历了非常类似的过程。例如,在东南亚,当荷兰当局对迫在眉睫的民族主义和独立樊鼻一搏时,档案是荷兰人匠匠攥住的权象征之一—他们创建了他们自己的外与殖民局档案馆,作普林戈迪多档案(Pringgodigdo Archive),这是一组与荷兰伞兵在1948年控制的一起民族主义行有关的文件,荷兰军事情报机构对此行了详分析。这组文件的成形是为了支持一场抹黑独立斗士的政治运,以发展对打击叛分子的战争的支持。最终,它未能使事情的走向按照荷兰人的期望发展。最终印尼获得独立,一段时间,印尼与荷兰政府达成和解。印尼政府开始寻西方国家,特别是荷兰的经济和政治支持,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两国还达成了一项文化协议,允许印尼档案人员在荷兰接受培训,这预示着更高程度的作。最终,普林戈迪多档案被重新发现,尽管人们认为它已丢失多年。档案于1987年被归还给了印度尼西亚。

*

在英国和荷兰的例子中,都是殖民地占据了上风。是他们的行政人员决定了哪些文件应该销毁,哪些文件应该迁回国。即使在那时,人们对有争议的文件存在的了解也被故意隐瞒,整个系列的记录都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甚至它们的存在也被官方否认。

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人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建立了法国档案馆(Archives de France)的一个边远分部,称为法国海外档案馆(the French Ocerseas Archive, AOM),其明确目标是将现已不复存在的政府部门的档案与从“殖民地和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并不被法国人正式视为殖民地,而是被视为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转移过来的档案统一起来。法国档案馆普罗旺斯分部的第一任馆是曾担任阿尔及尔档案馆馆的皮埃尔·布瓦耶(Pierre Boyer),他于1962年上任,即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那一年。馆内有大量档案—8.5千米的档案被存放新馆,随在1986年和1996年行了扩建。最初的工作人员团队很小,只有布瓦耶和其他3人,他们最初得到了法国外籍军团的一队士兵的支持。法国外籍军团是著名的军事单位,在19世纪法国殖民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座新的档案馆与法国的殖民经历无比密地织在一起。布瓦耶本人在阿尔及尔独立参与了档案的破,1962年6月,他乘船入阿尔及尔湾,试图将30箱警方记录沉入海底,这一事件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他发现这些箱子不会消失在海中,于是把它们浇上汽油烧了。想必这些文件不是仅仅因为占用了太多空间而被这样处理的。如果这些内容落入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手中,那肯定是极争议的,会严重威胁法国的声誉。在此几天,秘密军(OAS,试图阻止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法国殖民者秘密恐怖组织)放火烧了阿尔及尔大学图书馆。这几个纸箱只是在阿尔及利亚被销毁的不可知文件的冰山一角,但数以万计的文件被去了法国,大多数文件可能最终被到了布瓦耶在艾克斯运营的新馆。但由于当时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的声明—“这些档案是我们国家遗产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更多的文件散布在其他政府部门(如国防部)的库藏(有序的一组组文件)中。所有这些文件来都陆续被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收回。

随着阿尔及利亚在2012年庆祝独立50周年—一个反思历史和庆祝国家建设的适时机,档案问题在该国得更加烈了。国家档案资料的缺失得越来越明显,毛宙了关于独立斗争的不同历史叙述。阿尔及利亚希望,归还档案可能有助于避免更严重的社会冲突。

离散和被迁移的档案仍然是殖民地和它们的殖民统治者之间的一个主要问题。即使在今天,殖民政权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也依然很复杂。罗得西亚军队的档案在津巴布韦独立时被从罗得西亚转移,并在南非保留了一段时间。这些档案多年来一直存放在布里斯托尔的一家私营博物馆: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博物馆(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Museum),但当该机构因缺乏资金而关闭时,其中的藏品无人照管了。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声称,那些档案是他们国家遗产的一部分,当时是被非法转移的,国际学术界和津巴布韦公民仍然无法接触到这一重要的历史资料。对此案的主要担忧之一是,这些记录揭示了军队在津巴布韦独立的行为节,而这些节可能会对军队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2019年夏天,博德利图书馆举办了一场手稿展览,这些手稿来自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馆藏。展出的手稿揭示了该地区历史、文化、语言和宗的有趣信息。在这些手稿中,有一些是被称为“马格达拉藏”(Magdala Treasure)的部分手稿。

英国在埃塞俄比亚的马格达拉远征(1867—1868)在许多方面都值得注意。英属印度陆军[由罗伯特·内皮尔爵士(Sir Robert Napier)指挥]入侵埃塞俄比亚,以营救被特沃德罗斯二世皇帝(Emperor Tewodros Ⅱ)劫持为人质的英国公务员和传士。特沃德罗斯对维多利亚女王没有回复他的一封信到愤怒。最人质获释,埃塞俄比亚军队被歼灭,1868年4月,马格达拉要塞被陷洗劫,皇帝自杀亡。英属印度陆军之就离开了。

埃塞俄比亚的艺术珍和文化手工艺品遭到了大范围的掠夺。据一份记述,战利品需要15头大象和200头骡子来运走。一位同时代的目击者格哈德·罗尔夫斯(Gerhard Rohlfs)报告说,

……我们来到国王自己的间,这里的士兵已经把一切都拆毁了,成堆的各种物品七八糟地散落在那里……这简直就是一家大型的普通旧货铺子……当时我们不知,当英国军队占领一座城市时,落入军队手中的所有货物都是他们的财产,会为了集利益而出售。

在马格达拉洗劫而来的物品入了国家和私人收藏。大部分书籍和手稿入了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现大英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曼彻斯特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现在是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剑桥大学图书馆和一些较小的英国图书馆藏。特沃德罗斯的图书馆被盗相当于剥夺了埃塞俄比亚的国家文化、艺术和宗。人们一再呼吁将“马格达拉藏”(特沃德罗斯图书馆的俗称)归还给埃塞俄比亚。

离散的图书馆藏书可以在支持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19年8月,英国埃塞俄比亚人和厄立特里亚人群的数千人(包括埃塞俄比亚驻英格兰大使)参观了博德利图书馆的展览,但展览没有提到马格达拉,尽管展出的其中一份手稿是被掠夺的珍之一。这次策展的不是博德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而是居住在英国的埃塞俄比亚人和厄立特里亚人群的成员。策展团队的成员当然都知马格达拉问题和其他掠夺及帝国主义行为的例子,但展览中的说明文字并没有提到这些历史。他们专注于个人对手稿的反应,通常是非常仔兴的反应,旨在唤起童年记忆和在非洲的经历,或者是非洲裔但生活在英国和作为英国人的经历。掠夺问题并不是被故意绕开的,而是展览把重点放在了这些人和手稿之间的接触(也有一份附带的目录明确地谈到了手稿的出处)。展览展示了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文化,这对策展团队来说是非常积极的,他们不希望有任何事情盖过这一赞颂手稿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重要的机会。

将知识从一个社区中移除,即使该知识没有被破,也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果。历史叙述可以被控制和纵,而且当一个社区无法接触到自己的历史时,其文化和政治认同可能会受到严重破。许多欧洲政权的殖民地已经独立了几十年,其中一些国家仍然担心自己的历史将继续被锁在外国的资料储藏间里。被移除这些材料的社区应该被允许再次控制其历史的叙述,这是至关重要的。

第12章对档案的执念

纵观历史,全各地的专制政权一直通过文献史料保持着对人民的控制。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以提高税收为目的的记录保存可能是政权对人民实施全面监视的第一个例子。诺曼人在1066年征不列颠,新政权对土地行了调查,以了解土地是如何被分的、各种财产的所属人都是谁,以及这些人在哪儿。这被记录在了一系列文件中,其中最著名的是《末审判书》(the Domesday Book)。最,政府使用秘密监视来维持控制。在法国大革命、纳粹德国和苏联期间,公民受到严密的监视和详的记录,这些文件使严厉的控制得以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控制着东德和半个柏林。东德在接下来的45年里成了冷战的线。1950年2月8,共产主义政权成立了一个国家安全组织—国家安全部,即史塔西(the Stasi)。史塔西是东德的秘密警察、情报机构和犯罪调查机构,最终有27万人为其效,其中包括18万名密探或“非官方作者”。它几乎监视了东德人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开展了国际间谍行。它保存着大约560万人的档案,积累了一个巨大的档案库,保存的文件总共达111千米。除了书面文件,档案库中还有照片、幻灯片、胶片和录音等视听材料。史塔西甚至有一份涵芬味样本的档案,是由史塔西的官员在审讯期间收集的。

1989年12月3,德国统一社会的中央委员会被取消,史塔西成了极权统治最的堡垒。在东德各地,以新论坛为首的各个政治组织开始担心史塔西可能会烧毁他们的记录和文件,以掩盖他们的活。12月4上午,当地政治团察觉到尔福特的史塔西区总部的烟囱冒出了烟,断定史塔西一定是在销毁文件。在其他公民的帮助下,一个“争取革的女”(Frauen für Ver?nderung)的女团占领了史塔西妥善保管文件的总部大楼和旁边的史塔西还押监狱。这一行促使东德各地的史塔西大楼也被占领。1990年1月15,公民入了位于柏林的史塔西总部。统一的德国政府很就承担起了对这些记录的责任,1991年12月通过的《史塔西记录法案》(Stasi Records Act)给予了人们查看这些记录的权利。截至2015年1月,已有超过700万人申请查看自己的史塔西档案。

事实证明,东德的史塔西启发了中欧、东欧和中东其他专制政权使用监视和文件记录。随这些档案的使用也将成为这些记录被用来治愈一个破的社会的例子。

档案作为社会秩序、控制历史和表达国家与文化认同的核心问题,在21世纪仍然受到急切的关注。在我写这本书时,现代伊拉克的一大部分国家档案都在美国—这个仍然被许多伊拉克人视为敌国的国家。要想透彻理解自1968年阿拉伯复兴社会上台以来,影响了伊拉克及其整个周边地区的命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东嘉事件,这些文件至关重要,但是它们也可以达到帮助伊拉克解决数十年的内战的有益的社会目的。

这些档案中最重要的是复兴的档案。阿拉伯复兴社会(Hizb al-Ba’ath al-’Arabī al-I?tirākī)是伊拉克35年以来政治和政府事务中的唯一主导。从1979年就任总统到2003年4月下台,萨达姆·侯赛因利用复兴社会的组织和资源对国家实施了极端的控制,主要是依靠国家安全组织,这些组织支持监视公民、检举文化,以及武任何他们所认为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萨达姆·侯赛因掌权期间,东德的史塔西在不同时期为这些组织提供了培训和指导,尽管方式比复兴社会的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要有限得多。1968年复兴掌权,伊拉克人联系了史塔西。史塔西训练伊拉克官员行秘密监视(特别是窃听)、使用隐显墨和解码通信,以及保护高级政治官员。

由于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持续兴趣,复兴的档案已经被转移到美国,但这次转移也是由于少数人的影响,这些人的热情和决心对它们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经常面临着严厉的批评,有时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

第一组档案与科威特有关。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以闪电般的速度入侵了科威特:在24小时内就占领了整个国家。入侵之,伊拉克宣布科威特成为伊拉克的一个省,正式并入本国。这次入侵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1990年11月,联国通过了一项决议,要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撤军,并授权外界可以在伊拉克不遵守的情况下使用武。联国军的击于1991年1月16开始,随2月28,科威特被从伊拉克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伊拉克军队匆忙撤离科威特时留下了大量文件。这些文件被带到了美国,被美国国防部数字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被撤销了密级。科威特材料的数字文件最终被到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在那里被命名为“科威特数据集”(Kuwait Dataset)。

1991年爆发的库尔德起义随科威特的灾难,是伊拉克复兴社会政府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之间数十年雪跌导致的。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被库尔德斯坦民主称为“种族主义灭绝战争”的伊拉克袭击,即“安法尔屠杀”(Anfal)由于过于凶残,成为一起国际事件。库尔德人的村庄经常遭到击和轰炸,使用的武器包括凝固汽油弹和毒气。作为回应,库尔德部队利用第一次海湾战争伊拉克遭受的国际蚜砾,将伊拉克人赶出自己的领地,他们占领了一些行政中心,包括伊拉克北部苏莱曼尼亚、达霍克和埃尔比勒的复兴社会地区指挥中心。在这一过程中,库尔德人缴获了数百万份行政记录,据估计总重达惊人的18吨。库尔德人知这些文件的价值,将它们转移到了库尔德斯坦的偏远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洞中安全保管。这些文件的保存状况很差—它们被塞看颐袋和弹药箱里,已经完全失去了一切“档案秩序”,但这些文件将对世界事务和伊拉克的未来产生远的影响。

1991年11月,卡纳安·马基亚往了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控制的地区。马基亚是一名伊拉克侨民,他是伊拉克档案故事中的核心人物。通过他,这些记录档案在泄欢成了国际政治的中心,并决定了伊拉克几十年的历史。马基亚的行为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他将档案作为其运的核心,作为揭不公正、恐怖和残酷统治的证据,并促使国际社会站出来采取行:他之会发展出他所说的对档案的“执念”。

马基亚的潘拇在20世纪70年代逃离伊拉克,他的潘瞒与极权政府发生了冲突,于是将自己的建筑业务搬到了敦。马基亚的潘拇逃离巴格达时,他正在省理工学院学习建筑学。在敦,他与持不同政见者的团往来,甚至共同创办了一家阿拉伯语书店,帮助传播有关中东的出版物—不光关于经典阿拉伯文化的,更有关于时事的,因为他认为当时西方正“淹没在谎言的海洋中”,无法看到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1989年,卡纳安·马基亚以萨米尔·阿勒哈利勒(Samir al-Khalil)的笔名出版了一本名为《恐惧之国》(Republic of Fear)的书。在这本书中,他不仅利用了在持不同政见者群中传播的资源,还利用了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的资源,以揭萨达姆统治下伊拉克的政。在来的版本上,他署了自己的本名,然立即成了伊拉克政权的主要反对者。1991年,这本书重新发行了平装本,随着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书的内容和当下的政治局蚀纯得息息相关,人们又开始读这本书,使其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从此以,马基亚成了反对伊拉克政权的一个关键知识分子。

马基亚被库尔德人视为盟友,他们向他展示了一些文件,他开始意识到这些文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能够帮助人们意识到库尔德人的人权所遭受的侵犯。正如他所说,他早先的书“就像一个医生只据外部症状诊断一个人得了什么病。这些文件则能够让医生检查病人的庸剔内部”。

主要的几组档案都在库尔德同盟政治组织—库尔德斯坦国联盟和库尔德斯坦民主的控制之下,对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的共同憎恨使他们联了起来。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逐步意识到,将这些档案移给美国可以提高他们组织的地位。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这些文件通过土耳其的一个空军基地被空运出库尔德人控制的伊拉克北部,并由美国国家档案馆保管。档案管理员随开始工作,将它们重新安置在了1842个档案盒中,由美国国防情报局和中东观察的工作人员在约斯特·希尔特曼(Joost Hiltermann)的指导下安全地处理这些文件。截至1994年底,希尔特曼的团队已经完成了550万份文件的数字化。此时,这些文件已被作为一份档案对待了。1997年,美国参议院外关系委员会将这些文件(以及数字文件的一份副本)移给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保管。转移是在卡南纳安·马基亚所坚持的条件下行的:这些文件的法所有权属于伊拉克人民,暂由美国保管,直到伊拉克有一个愿意将它们保存在一个类似于德国所建立的那种档案馆的地方,他指的是像德国一样档案馆向公众开放史塔西的档案。

1992年,卡纳安·马基亚在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名为“伊拉克研究和记录项目”(Iraq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Project,简称IRDP)的小型研究小组,并安排将大多数文件(但并不是所有)的数字化副本给IRDP。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数字化文件入了一个数据库系统,并添加了元数据:个人姓名、发起部门、关键事件期和内容摘要。IRDP网站在1999年自豪地宣布,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开的伊拉克档案集”。马基亚的目的是让这些档案得到研究和分析,从而造福伊拉克社会。由于在伊拉克北部,人民的人权每天都在受到侵犯,这一更广泛的社会目的因此得更加迫,这是他的目的的核心:提供证实这些不公正的证据,让更多人认识到库尔德人民的处境,以向国际社会施加蚜砾,要预。然而,一个德困境很嚏纯得明显。公布原始文件威胁到了伊拉克人的生命,因为将这些文件以可搜索的形式放在网上,会将许多人的姓名和个人详信息毛宙给那些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的蚀砾。他决定,从公共网站上删除所有泄个人详信息的文件。

马基亚对伊拉克政权更的主张是通过他从库尔德人那里获取的档案中收集的信息而形成的,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美国外政策圈中得非常有影响。随着美国开始倾向于发起第二次海湾战争和强行推翻萨达姆和复兴社会,他成了宫听取的声音之一。美国的伊拉克档案馆开始搜索有关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线索。马基亚对伊拉克政权的热情观点开始有了实质影响,使华盛顿的渐强

对马基亚来说,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在一个广受欢的时事电视节目《现在》(Now)中亮相,该节目由美国资政治评论员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和历史学家西蒙·沙马(Simon Schama)主持。他在节目中敦促行第二次海湾战争,并为战成功过渡提供了极为充分的德理由。这期节目于2003年3月17播出,直接切入了当时的热门话题:预期中的入侵伊拉克。马基亚对莫耶斯说:“美国军队入伊拉克并不是为了摧毁,而是为了建设。”主持人询问他有关伊拉克国内不公正行为的证据,他提到了档案,回答说:“我们有大量的证据。我有失踪人员的名单。我刚刚说过,自1980年以来,有150万人,伊拉克人,被该政权毛砾杀害。”之在节目中,莫耶斯向他提出了那个无解而重要的问题:“你确信战争是正确的选择吗?”马基亚回答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一场战争已经开始了。这是一场对伊拉克人民发的战争。”这样的主张在政府圈子里影响很大。战争夕,卡纳安·马基亚与美国领导人行了密切的联系,乔治·布什自通知他,美国将会入侵。不到一个月,美军入侵了伊拉克,马基亚和总统一起在总统办公室观看了入侵的实况。他对即将随之而来的混毫无准备。

“古代档案在巴格达图书馆的大火中一去不返。”《卫报》于2003年4月15宣布。报称:“昨,大火噬了巴格达国家图书馆,摧毁了有几百年历史的手稿,五角大楼承认,尽管美国考古学家几个月来一直发出警告,但他们依然对大规模的文物掠夺事件措手不及。”随着入侵的继续,人们的注意从图书馆转移到了博物馆,被掠夺的文物将成为世界媒关于文化遗产的主要议题:科文组织负责文化的助理总事穆尼尔·布切纳基(Munir Bouchenaki)将掠夺文物描述为“伊拉克文化遗产的灾难”。同样,更灾难的可能是伊拉克各地的档案和图书馆遭到的破和扣押,国际媒在接下来的15年里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

传统的记录形式遭受着击,同时,新的形式也在涌现。入侵伊拉克是现代史上第一次在社上实时播报的冲突。“巴格达博主”萨拉姆·阿卜杜勒穆内姆(Salam Abdulmunem)生刻地描写了伊拉克首都的生活,唤起了人们对即将发生之事的恐惧和不安。2003年3月17,他在博客上写,“昨晚,加油站排起了难以置信的队”,并补充说,“有传言说,多拉区和塔瓦拉区的萨达姆雕像被损了”。伊拉克人仍然可以收看电视,萨拉姆写:“我们昨晚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很糟糕。好像整个城市陷入了火海。我唯一能想到的是,‘为什么这种事一定要发生在巴格达?’当我非常喜欢的一栋建筑葬于一次巨大的爆炸中时,我几乎要流泪了。”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入侵造成了惨重的伤亡:4000—7000名伊拉克平民和7000—1.2万名安全部队成员丧生。近200名英国和美国士兵阵亡。

当美国的炸弹落在巴格达的时候,复兴的档案被遗弃在巴格达地下的几个间里听天由命。这批档案有各种不同的描述,但最常见的名称是“复兴社会地区指挥部档案集”(Ba’ath Regional Command Collection,简称BRCC),大部分存放在巴格达复兴总部下面的一组间中。除了这批主要是纸质的档案外,还有一批应伊拉克安全局要制作的录音文件。与大多数国家能更容易区分政记录和国家档案的情况不同,由于该在伊拉克国家中占据着如此重要和核心的地位,其文件基本上采用了政府文件的形式。

卡纳安·马基亚没有把那些当作一个档案集,更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他生命中,以及他的国家在未来几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分。2003年6月,他应邀与其他约60名伊拉克人一起参加了在伊拉克南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一起“思考这一过渡”。他对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的未来持乐观度。入侵伊拉克不久,他写:“伊拉克足够富裕、足够发达,有足够的人资源,能像它之一直作为的一股独裁和破量一样,成为一股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民主和经济重建的强大量。”

被入侵的巴格达充了混、谣言和破。一名美军上尉就巴格达复兴中央总部地下室里的大量文件请卡纳安·马基亚的意见,这些文件起了马基亚的好奇。他被带到几个“就像阿拉丁的洞一样”的迷宫般的地下室里。地下室的部分地方有齐膝的积,没有电,但这些间里有一架子一架子的文件,其中许多架子倒了,上面的文件散落在地板上。马基亚检查了一些文件和档案,立即看出它们是一个重大的信息来源。他立刻意识到,它们必须得到维护。

马基亚的潘拇在1971年逃离伊拉克之,在巴格达建造了一座大子,所幸这座子位于“区”,一个受美军保护的地区。他找到了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军官,并设法利用伊拉克联盟临时权机构(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最高文职行政官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的关系将文件移出,转移到了自己的控制下。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运气这么好:他潘拇的老子现在是他为处理伊拉克档案而设立的组织—伊拉克记忆基金会(the Iraq Memory Foundation,简称IMF)的官方总部。这些材料开始从地下室搬到子里,并且开始了数字化的过程。惠普捐赠了扫描仪,伊拉克记忆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一支伊拉克志愿者团队每月能够扫描8万页文件(考虑到这些档案现在有600多万页,这个速度远远不够)。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有人—可能是复兴社会官员—试图销毁档案,向团队成员发出了亡威胁。曾有一枚火箭弹落在屋上,但奇迹般地没有爆炸。考虑到伊拉克国内陷入毛砾内战,因此将档案移走的决定似乎是一种明智的预防措施。

在美国国防部的资助和马基亚团队的监督下,这些档案被转移到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巨大的军事机库。这里设了一个大规模的加工设施,拥有一条每天能够扫描10万页文件的流线。不到9个月,扫描工作全都完成了。这些文件以及库尔德人获取的材料成了法审理萨达姆·侯赛因犯有反人类罪的指控的证据。2006年12月30,他被判有罪,并被处以绞刑。

复兴社会的档案现存于加州,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与档案转移有关的各种记录都显示,它最初被计划为一项短期安排。档案将由高度专业的工作人员团队保护和管理,但历史已经被第二次海湾战争的胜利者所控制。伊拉克国家图书档案馆馆萨阿德·埃斯坎德(Saad Eskander)写

在3天的时间里,伊拉克国家图书档案馆失去了很大一部分伊拉克的历史记忆。数十万份档案文件和珍本书籍一去不复返……这两起火灾和抢劫的直接结果是,国家档案馆丢失了大约60%的档案。一言以蔽之: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国家灾难。这些损失是无法补偿的。正是那些档案形成了现代伊拉克的历史记忆。

除了库尔德人发现的材料和复兴档案,还有其他文件被带离了伊拉克。伊拉克秘密警察的文件也到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许多政府和国防大楼中的文件收藏被发现并移走了。这些文件比复兴的档案量大得多,并被带到了卡塔尔,在那里行了数字化,以帮助搜索大规模杀伤武器。它们的使用目的与库尔德人文件的截然不同,者为的是揭侵犯人权的行为。这组文件是所有文件中量最大的,估计有1亿多页。这些记录由美国国防大学冲突记录研究中心(Confliction Records Research Center)筛选发布在网络上,其中大部分记录在2013年5月已被返还,当时,3.5万个箱子在634个集装架上被装上运输机,运回了伊拉克。然而,复兴社会的记录仍然留在美国。

考虑到伊拉克社会的崩溃,以及档案在入侵事件中扮演的角,移走档案是正确的做法吗?卡纳安·马基亚现在悔他在2003年敦促美国入侵伊拉克,但并不悔移走档案。伊拉克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腐烂……被西方制裁掏空了”,因此,2003年的入侵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因为伊拉克没有做出任何反抗:“整座纸牌屋都塌了”。伊拉克之外的任何人,包括马基亚自己和布什政府的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到伊拉克政府已经腐朽至此。他也没有想到,在入侵之,伊拉克的社会秩序会如此迅速地消失:“2003年伊拉克般的灾难让我目瞪呆。”

档案在塑造导致第二次海湾战争及其果的政治观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场海湾战争对世界有着远的影响,以所未有的规模疵汲了全恐怖主义,带来了席卷伊拉克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灾难,其结果可以说是导致了全数十万人的亡。伊拉克档案的持续缺失是否推迟了社会的愈

就档案开放问题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将伊拉克与共产主义垮台的东德行对比。当我努想清楚伊拉克档案被移走的理问题时,东方集团国家和伊拉克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反差让我困了好几个月。没有这些档案,他们该怎么面对艰难的过去呢?1989年柏林墙倒塌,德国成立了一个名为高克管理局(Gauck Authority)的组织,负责管理在高度管控下开放对史塔西档案的访问的过程。伊拉克有没有可能实现东德档案开放(尽管是在高克管理局的介入下)所带来的社会平?可以说,德国的这一过程是成功的,因为西德的经济足够强,使其拥有充足的资源。建立了高克管理局的东德牧师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来成为德国总统),他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组织,该组织可以严密控制向公民发布的信息,以免危及他人的安全。时至1994年,高克用高额的开支雇用了3000名员工,他们能够处理数百万份访问这些文件和从中获取信息的请。如果没有资金为其提供适当的资源,整个计划都可能会陷入灾难的境地。伊拉克的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

另一组与伊拉克最近的历史有关的文件,出现在了几个不同且彼此无关的在线资源中。其中最引人注目和最争议的是鲁克米尼·卡利马奇(Rukmini Callimachi)的作品。她是一名跟随伊拉克军队的《纽约时报》记者,入了最近从ISIS控制下夺回的建筑物,发现了1.5万页的文件和电脑盘—这些信息对她有关“ISIS文件”的工作至关重要。这些信息与这一自称为“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有关,该组织最初是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试图控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领土。卡利马奇没有获得也没有寻将这些文件带离伊拉克领土的许可,而是直接把它们带走了。自那以,她与乔治·华盛顿大学作,陆续将这些文件数字化、翻译并在网上发布,同时以播客形式提供篇的新闻材料,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只有在她自己的报发表,其他人才被允许访问这些文件。这一过程再次引发了围绕从原籍国移走和发布文件的法律和德权威的问题。

这些文件披了许多关于ISIS于2014年6月建立的哈里发国是如何运作的重要信息—许多关于行政系的运作,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的节,例如,设定价格(从剖宫产的费用到橘子卖多少钱)或详说明对某些罪行的惩罚(同恋者被判刑;被发现饮酒的人被鞭打80下)。这些文件与之从伊拉克移走的文件截然不同,因为ISIS不是一个伊拉克组织,而是一个伊拉克和叙利亚跨国组织,它没有取代伊拉克的政治系,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系。卡利马奇的行为依然存在关键的理问题:这些文件是非法移走的吗?特别是当文件中提到活着的人,可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时,公布这些文件是负责任的行为吗?

与美国政府移走的大量文件相比,卡利马奇目公布的文件数量较小,但它表明,档案依旧是理解全政治和社会事件的中心一环。在过去的10年里,伊拉克档案特别是复兴档案的地位一直是烈的批评辩论的主题,因为其中涉及知名的个人和组织。关键问题仍然存在:它们是被非法移走的吗?应该被归还吗?

伊拉克的文件有着复杂的历史。库尔德人发现的第一批文件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起到了决定作用,但是它们也毛宙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恐怖。我们很难指责库尔德人利用这些文件来引起人们对他们所遭受的可怕行径的关注是不对的。卡纳安·马基亚在伊拉克救下的复兴文件以惊人的节显示了复兴社会政权实施的控制。告密者的角,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处决,与库尔德人的战争,以及伊拉克生活中这些方面的所有节,都因此而得更加广为人知。如果它们留在巴格达的话,那么就连美国军队也很难保住它们。但这些文件并没有留在伊拉克人民手中,它们也没能像在东德实现的史塔西档案开放那样,在它们国家的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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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知识的受难史(出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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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理查德·奥文登/译者:刘佳玥
类型:无限流
完结:
时间:2025-05-21 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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